记者：刘大使你好，很高兴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今天的采访之前，我简单浏览了一下你的简历，我发现你出生在1946年，你恰好和我的父亲同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起他们那一代人都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一代人往往对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历史都十分的熟悉，甚至可以说俄罗斯这个国家对某些人的人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你觉得你的身上是否存在着这种影响？
刘古昌：俄罗斯对我的影响，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仔细总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是俄语带我走进了外交生涯，这个是非常直接的，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俄语，连续学了六年，对俄语很感兴趣，中学期间，我的各门功课当中俄语是最好的，几乎都是满分，高考的时候俄语也考的满分。那时候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干，就是说俄语。
记者：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喜欢学俄语，后来就萌发了想当外交官的念头？
刘古昌：对，因为学了俄语，而且成绩也不错，就使我有了一种今后从事对外交往工作，搞外交的念头。或者说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形成了一个目标——学好外语，从事对外交往工作。就是这样一种念头，指导我考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因为成绩好，学校的俄语老师也在我身上更多的下功夫，后来也支持我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考上了北外，这就基本上意味着将来要从事外交工作。所以，可以说是俄语带我走上外交生涯。
由于对俄语感兴趣，又懂俄语，自然对俄罗斯的文化、风光、历史、风物都会感兴趣。那时候，我们那一代都非常熟悉普希金的诗歌、托尔斯泰的小说、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一类的苏联歌曲，年轻的时候，我对这些艺术作品都非常感兴趣。
记者：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你认为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刘古昌：我想，那应该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这本书对我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至今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对我来讲，这是不需要回忆的，对我人生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那个时候通过接触俄罗斯的语言、历史、文化，我就从内心觉得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这就使我从内心深入向往俄罗斯，敬仰俄罗斯。
记者：你这么向往俄罗斯，那么你第一次去俄罗斯是什么时候？
刘古昌：我第一次去俄罗斯是1973年。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出国，当时去罗马尼亚使馆工作，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穿过蒙古，经过俄罗斯，穿过西伯利亚，绕着贝加尔湖走了一天，经过莫斯科，往西到达罗马尼亚。
那是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当时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地大物博”，这个印象太深了。穿过整个俄罗斯，没有看到一点荒漠，到处是森林，令人向往，真是好地方。
后来到了莫斯科，莫斯科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雄伟、气派。当时的感觉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难怪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无论从科技、经济、资源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俄罗斯的人民，非常文明，有教养，有层次。我感觉俄罗斯的确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国家。
背景：从1973年进入外交部开始，刘古昌已经在外交舞台上活跃了整整二十个年头，这期间，在国内，他担任过欧亚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务；在国外，他担任过使馆的秘书、参赞，一直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此外，他还曾经担任过中国同俄、哈、吉、塔多方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中方协调员工作。此外，刘古昌还是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筹划者。
刘古昌：2000年春天，也就是普京刚刚担任代总统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俄罗斯政权更替了，中俄关系怎么继续发展。江主席和叶利钦总统之间签署了若干个文件，其中包括：92年我们相互视为友好国家，94年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新的领导人执政了，中俄关系怎样才能向更高的水平推进。另一个方面，尽管两国关系这些年的发展很好，成果显著，逐步迈上新台阶，但是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当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后来我们就酝酿了签署条约，用法律的形式来把我们两国世代友好、互不为敌、全面合作等思想确定下来。法律文件是有约束力的，这样有助于减少乃至消除双方不够信任的因素，更好的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背景：2000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了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得到普京总统的积极响应，随后，在刘古昌和洛修科夫的主持下，双方开始就条约的具体内容进行商谈，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主席同普京总统签署了这一文件，在经两国议会的批准后，于2002年2月28日生效。
刘古昌：2002年的2月28日下午五点半，在外交部的大厅，我和俄罗斯的副外长洛修科夫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批准书，并且进行了互换。从这一刻起，这个条约正式生效。这个条约从头到尾，倾注了我很大的精力，可以说，这是我外交生涯当中最最难忘的一刻！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一山不容二虎”，意思是说如果两中老虎各自的领地太接近了，他们就很难和平相处。实际上，人类文明史上也很少有哪两个山水相邻的强国能够长期的和睦相处，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似乎就是一个例外，你认为原因何在呢？
刘古昌：这个问题概括起来讲是三大因素：历史经验、国家利益、国际责任。
所谓历史经验，也就是说，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中国和苏联之间有过结盟，也有过对抗，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结盟和对抗对于中俄这两个大国来讲不是好的选择。冷战结束之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俄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建立睦邻友好协作关系。
第二点就是国家利益的因素。冷战期间，无论是对方还是我们自己在相互关系当中意识形态的因素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起着主导作用，冷战结束之后根据新的形势，我们两国的外交把意识形态对国家关系的影响逐步淡化了，发展国家关系主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国家利益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实实在在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安全利益，一个是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在于，两大邻国，四千多公里的边界线，如果保持睦邻友好，不要把精力放在防范对方，这就是最现实的好处。解除了对对方的不信任，安全上就有了保障。这是两国各界共有的意识。冷战结束之后，双方都放弃了以防范和对抗为核心的安全观，建立了以互利、互信为基础的安全观。不是防范就可以保持安全，友好与合作才是保证安全的最有效的途径。从经济利益讲，两国经济互补，互利合作和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各自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俄罗斯也面临着发展、振兴的任务，我们中国也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所以两国都是把发展自己的国家，搞经济建设作为自己主要的目标，这也是中俄国家利益的体现。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责任。中俄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国家，本身这个地位就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样两个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地区的安全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关系到国际关系的走向，关系到世界格局的演变。所以两国保持这一种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在国际事务当中保持磋商，合作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有利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都是相同或者相近的。有很多共同的观念和主张。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中俄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中俄两国关系过程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成绩，也必然会有不足，你认为我们两国关系中，目前最需要加强的是哪个方面？
刘古昌：我觉得，目前，最迫切需要加强的方面是经贸合作，经贸合作这几年是在发展的，而且连续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发展。目前正处在良好的发展势头上，不久前两国总理达成了共识：要在近年内突破200亿美元。与此同时，我们双方也都承认，现在的水平同我们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我们两国所拥有的经济发展的潜力都是配不上的，这种水平同我们两国高度的政治关系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下一步，双方要扩大相互投资，加强能源合作，改善贸易结构，实现贸易多元化，加强两国地区间，特别是中方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我们加紧努力提高经贸合作水平，进一步扩大合作的额度。
提高经贸合作的水平，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地方的合作，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双方都已经对这一个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进行了积极的行动，我们最近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战略，这对俄方来讲也是一个机遇，振兴东北的战略肯定是给我们东北地区同远东地区合作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你马上就要赴任了，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期望吗？
刘古昌：简单的说，我希望我能“不辱使命”。
目前，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去赴任，我的“不辱使命”，首先意味着保持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然后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争取有新的发展。赴任之后，我会尽心尽力为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去努力工作。
背景：如同很多同龄人一样，刘古昌的生命中有一段解不开的“俄罗斯情结”，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即将在莫斯科开始他新的工作，也许，对于他个人来讲，这份工作，更是一个“圆梦”的机会吧！
刘古昌：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向往俄罗斯，崇敬俄罗斯人民。这一次我有机会能够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使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可以经常和俄罗斯人民交往、接触，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相信我会结交很多俄罗斯的朋友，更深入的了解俄罗斯，我相信，在我在俄生活和工作期间，我会亲眼目睹俄罗斯会一天一天繁荣起来，看到俄罗斯一天比一天强盛！